积极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方法

1953年冬华罗庚亲自领导了两个讨论班，一个是“数论导引”，一个是“哥德巴赫猜想”讨论班，每周一次。“数论导引”由华罗庚主讲。1940年前后华罗庚在西南联大讲数论时，就计划要写这么一本书。那时他已写了八九万字的初稿，在美国执教时又补充了一些，改写了一些。直到解放后，才积极准备写书的事情，因为当时我国参考书很少，急需要一本全面介绍数论的书。华罗庚在“数论导引”讨论班前一口气写了六章，他讲得很快，以后的14章，各章基本上自成体系，有的章即某个数论分支的导引。难度也比前面大了，讲的速度也慢多了。从第七章开始，讨论班形成了一个制度，每一章华罗庚都先写一个初稿，大约是百分之六七十，然后他在讨论班上讲一遍，指定一个人负责补充，并将整章完整地写下来。这项工作由吴方、魏道政、许孔时、王元负责，还有北师大的严士健和西北大学的任建华也参加了部分工作。 然后由越民义总负责审核，即他先检查补充，然后交给华罗庚最后确认定稿。

华罗庚个每个学生都分配给了不同的章节，如王元在研究筛法，他负责第九章素数和第十九章，华罗庚希望许孔时研究数的几何，魏道政研究超越数论，分别负责补充完善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内容。同时该书还将一些非常重要的数论结果，如包括罗斯定理、赛尔贝格的方法和华罗庚的完整三角和定理等首次都写进书里。华罗庚在书的序言中写道，作者由衷地感谢以下几位同志：越民义、王元、吴方、严士健、魏道政、许孔时和任建华。从我1953年开始讲授起，他们就不断地提意见，有时还替我做了局部的改写工作。其中尤以越民义同志帮助最多。

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，华罗庚很注意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和主动创造的精神。他用写一本书的办法，让学生参与研究和写书的工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生都很投入，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。远比单纯让学生去读一本现成的书要好得多。这也不同于放羊，即完全让学生自己去写书，这样做，则必然前后不连贯，风格各异。华罗庚用的这种别开生面的，有组织地让学生参与写书的工作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只用了两年多时间《数论导引》这本书就完成了，当时数论组的师生之间，感情很融洽。

 华罗庚具有伯乐的眼光

在选拔人才方面华罗庚，他很有伯乐的眼光。他没有因为陈景润怪僻的个性而弃之不用，他看重的是陈景润的钻研精神。正是由于他的推荐，陈景润在华林问题、圆内整点问题、球内整点问题与除数问题有一定成就，并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(1+2)证明。 不仅是个别的像陈景润同志的例子，当年数学所还吸收许多大学的年轻同志来进修，这些同志经过几年进修以后，回到原来学校就成为教学与研究方面的重要力量，而且带动了一大批新中国新的科技人才。”

当年的一些研究生已成为我国数学界的中坚力量，如钟家庆、孙继广、冯克勤、陆洪文、裴定一、那吉生、徐伟宣等人。

除了陈景润，陆启铿教授（图4左二）也是华罗庚发现和调入数学所的。当时陆启铿身体残疾，但一直是在艰难地奋斗着，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竟能成为大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。 那是1950年，华罗庚到中山大学讲学，这位独具慧眼的教授意外地发现了一篇名为《模函数》的学生毕业论文，他被文中显露的机敏分析和深刻的理解力吸引住了，于是请求有关部门，把陆启铿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。

华罗庚教授对陆启铿要求很严。有一次，已是深夜了，劳累了一天的陆启铿正在床上酣睡突然“笃笃”的敲门声把他惊醒，他没好气地问：“谁？”传来了华教授的回答声，他赶忙下床，开门向老师道歉，华罗庚没有因此而责备他，只是慈祥地注视着憔悴的学生。他知道陆启铿今天刚从一个学校讲学回来，拄着双拐在台上站了两个小时。但科研上，他不能让自己的学生有半点含糊。进屋后，他严肃地指着一篇陆启铿的文章说：“我看了一下，这里面有些错误，我明天早上有工作要外出，所以现在来找你，这样改一下……。”然后，教授扶着陆启铿走到台灯前，细细地讲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华罗庚教授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严格地要求他的学生，为陆启铿今后研究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30多年来他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数学家。如果不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。他还能培养出更多的好的学生。同时他在生命的后20年，一直都在推广优选法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为国家培养了数百万，爱科学，用科学有知识的劳动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