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：创作与一生的爱好是分不开的。做学问最要紧的是对本学科的热爱，其中并没有多少钱可以赚，出书也不是为了扬名。我翻译了Pickover的一本数学科普书，很感动，书中提及著名数学家Erdos的成果之多，仅次于欧拉，而他去世时只有4万美金，国外这种不在乎钱的学者很不少。所以，最要紧的是热爱。对我来说，搞数学就像喝老酒。我以前住在老家新闸路时每周有两夜熬通宵，是由于身不由己地一头钻进了数学研究中去。百万富翁写不出文章。曹雪芹若是一生功名利禄，而非穷困潦倒的话，是写不出《红楼梦》的。

问：一般说来，科学类著作总不能像文史类著作能吸引那么多人。《本草纲目》《红楼梦》同为名著，读者队伍要相差多少！有的科普作品不结合文史，干巴巴的；有的是结合文史的，但又显得牵强，请问您为何能将数学与文史结合得如此之好？您良好的外文功底对您的科普创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？

谈：文史为何能吸引人？因为文史中有故事，有情节，就是人家通常说的“有血有肉”。但这并不是说科普一定要与文史结合。

当然，我还是认为，科普作家要有文史的根底就更好。数学和文学实质相通。我们把数学看作科学，学问的本体与自然的知识应该浑然一体，否则就像印度寓言中的瞎子，有的摸到大象的肚子，说大象像一堵墙，有的摸到大象的尾巴，说大象像一根绳子。不能片面地理解知识，世界的知识应该融为一体；真的、善的、美的东西应是该一体的。现在学科分类都很细，我们不可能全部掌握，但还是能看出数学与文学的许多相通之处，像文学中的对联和射影几何的对偶原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

　　我特别欣赏的是E.T.Bell的名著《数学精英》，我年轻的时候抄过，至今还能记住其中的细节。该书讲述了数学家的许多奇闻轶事，但也并不回避公式与理论，既有可读性也有深度。中国的科普元老贾祖璋先生有一本传世之作《鸟与文学》，若没有文学功底也是写不出来的。

我的特色是一方面密切注意数学的发展新成果，另一方面结合文史，但从不生搬硬拉。我特别想说说赵元任。赵先生本人学的是数学，又是语言大师，还是音乐与文史的专家，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大学者。当时胡敦复是大同大学校长，同赵先生过往甚密。一方面通过胡先生，又因为我母亲也是常州人，通过上代亲友我知道了赵先生的很多事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有一首歌，曲是赵先生作的，词是刘半农作的，其中有一句是“教我如何不想他”，我就联想到下面的算式：
　　他
　　想他
　　不想他
　　何不想他
　　如何不想他
　　我如何不想他
　　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　　＋教我如何不想他
　　？？？？？？？
　　（这个算式究竟有解？无解？唯一解还是多重解？就成了一道非常有趣的开放题。）

另一位是著名天文学家戴文赛先生，戴先生不仅学问好，科普也好，他的科普书一出来就卖完了。

　　我时常揣摩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故事情节，比如与三角测量有关的一段，一般读者只看到恐怖之处，而忽略了其数学内涵；又如《恐怖谷密码》这个故事，侦探与密码的关系十分密切。日本的一松信教授写过好多篇讲密码的文章，其中既有数学，又有文史。我也注意学习前人的榜样，比如洛伊德的文风幽默、又善于与漫画结合的特点。马丁·加德纳更是一个典范，他的作品中数学与文史结合得极好，其人甚至是一位魔术大师。我曾经把日文译本（一松信翻译）的加德纳的《不可思议的矩阵博士》翻译成中文。

　　我学了好几门外文（记忆好嘛）。这可以让我接触很多第一手资料。英语和日语称得上是通晓，阅读很广，知识面得到很大的开拓。法、德、俄三种语言则仅限于数理化内容。学习法语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的数学特好。我对法国的大数学家庞加莱、伽罗瓦深为钦佩。庞加莱不仅科学思想非常深刻，而且文史的修养也极好。他的几本非专业的小册子很受欢迎。所以他不仅是科学院院士，也是文学院的院士。伽罗瓦少年天才，他为情所困的部分经历与我相似。

　　问：您的作品引人入胜，行文充满幽默感，似乎您一直是一位快快乐乐的人，但与您熟识的人都知道您的经历颇为坎坷？

　　谈：解放前我曾在大同大学数学系读书。同现在相比，学费不高，前三名还免费。我的成绩比较好，所以也没付多少学杂费。我对生活享受看得比较淡，一贯地、长期不懈地保持了对数学的爱好。

　　建国初期，我在税务局工作，同数学无甚关系，我也不大喜欢。但当时不像现在可以“跳槽”，直到1953年从税务局调到上海财经学院当数学老师兼教化学。后来又辗转调到二军大。从1955年至今，差不多有50年了。后来财经学院恢复了，郭院长三番五次希望我回去，但我最终还是没能重返原校。

　　我在军医大学药学院任教，一直承担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、微分方程、概率统计以及运筹学的教学任务。我本人喜欢研究微分方程的奇异解、广义逆矩阵、组合数学、自守函数、有限群论等纯数学。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，也写过应用数学（特别是线性规划与对策论）方面的论文和书籍。

　　我读中学时（1946年左右）开始发表文章，从1955年起开始出书。至今以我为第一作者（或第一译者）的著作约有50本，文章超过3000篇。我的科普文章不限于数学，还包括天文、医药、文史和侦探推理。我是个天文爱好者，天上有很多星星我都能辨认，《十万个为什么·天文》中也有我写的文章。退休后，我仍然忙忙碌碌，自得其乐。对收藏也很感兴趣，比如中国古代的书法与印章，但经过文革与搬家，基本上已丢失殆尽。

　　另一个原因就是年轻时期因几次失恋而造成的莫大痛苦。我的记忆特别好，为冲淡痛苦的记忆而投身数学，有点像移情作用，似合乎弗洛伊德理论，我家里有很多弗氏的著作。不过话又得说回来，如果当年恋爱顺利的话，很可能将数学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　　问：这次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您的三本书，请您说说这三本书的内容与特色，比起您以前出的书，有什么不同之处？它们是不是您的“封顶”作品？

　　谈：先从书名上来谈吧，其中《数学营养菜》是有来历的，即我很欣赏的日本著名数学教育家松冈元久的观点，学习数学要具备三个养——“素养”、“教养”、“营养”。

　　教养，就是我们通常受到的正规教育，这一点我们做得不错；素养就是各种能力的培养，也可理解为所谓的素质教育，这就有差距了。数学素养涉及证明与解题的方法。中国的奥数在国际上响当当，应该说对数学素养的培养很有好处，可惜许多奥数选手只是拿这个成绩当作升学的敲门砖，一进高校就抛弃了，没有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素养。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就有外国数学家批评我们这种功利态度。只有极少数人坚持钻研，我的一个好朋友陆家羲就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中学物理老师，但常年坚持不懈地钻研组合数学的世界级难题，稿子最后投到美国。最终国外十分赞赏他。可惜他由于长期生活条件差，加上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。至于营养，就是各种各样有趣的数学名题、游戏和故事等等，其内容包罗万象，很难一一列举。

　　三本书从内容上说有一个分工，《故事中的数学》涉及的是一些中国古典成语、小说故事之类，与语文挂上了钩，富有趣味性、文艺性。我借鉴了国外一些好书的创作手法，比如《假日中的数学》，也有卡洛尔的名著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；但在内容的选择上，我多用中国特色的东西，如从四大名著中取材，情节上也有些改编，读起来比较轻松。每篇文章一般都是先引进故事，再联系到数学。

　　《登上智力快车》中的文章，有点像《科学画报》中的“动脑筋”栏目。有个著名的门萨俱乐部，专门出一些怪异的题目，不好归类；我的题目也不好归类，但与“脑筋急转弯”又不同，与奥数不同，与现今提倡的开放性题目也不同，是自有风格，但并非瞎编乱造，而是保持了数学味较浓的特点。

　　《数学营养菜》的面比较广，初等数学中的许多名题，代数、几何样样有。可以广开思路，好比各帮名菜。国外每年也出不少趣味数学的书，尤其是加德纳在《科学美国人》上连续写了24年（1956—1980），每篇文章五六千字，集起来真是很可观了。
　　这三本书是我文章的精选，但不是“封顶”之作，主要原因还在于全书篇幅较小。
　　同我以往的书相比，这三本书的特点在于：角度比较广，与文艺结合得比较好，我比较注意尊重史实，不乱编。有的科普作者尽用米老鼠、唐老鸭等外国故事，也有编得离了谱的。另一个特色就是文风变化多。对于我的作品，不少中小学教师和青少年朋友都很喜欢。

我是一个喜欢非传统思想的人，受“扬州八怪”之类的影响甚深。我把数学看成是与文学、音乐一样的东西。无数事实告诉我们，数学本身无功利可言，但“无用”乃有“大用”，这也毋需多言。

稿件来源：中华读书报

本报特约记者　田廷彦 2004年9月27日